種種跡象顯示，一股浙江企業“走出去”的熱潮正在興起。

　　3月11日，美國紐約和洛杉磯兩家無縫內衣企業20多名股東全部更換，取而代之的是來自浙江的老板—浙江美邦紡織有限公司。而浙商出手之前，這兩家公司500多名職員一度面臨公司破產、下崗失業的危險；

　　11天后，青田籍僑領、威尼斯華僑華人聯合總會常務副會長郭迪飛參與收購意大利一家銀行的消息，震撼了整個意大利金融系統；

　　16天后，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政府大廈。吉利汽車收購澳大利亞自動變速器公司的簽字儀式在這里舉行。此前，這間曾是全球第二大自動變速器專業公司的企業受金融危機影響，陷入現金流困境而不得不進入破產程序。作為中國汽車十強企業之一，吉利汽車看到了其中的商機。于是，在澳大利亞和中國政府大力支持下，收購談判僅僅用了一個月時間就全部順利完成……

　　與此同時，來自浙江省外經貿廳的一組數據顯示，截至目前浙江核準在境外投資機構已達2980家，約占中國對外投資的20%，其中民企占比95%。精明能干的浙商活躍于世界經濟的每個角落，金融危機之下，他們也擔當起全球經濟重新洗牌的中堅力量。

　　“百年機遇”？

　　“其貨無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鶩，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正如明萬歷《歙志》描寫當年的徽商一樣，眾多草根出生的浙商從來都不乏闖世界的勇氣。

　　每年的8月12日，對美國伊利諾伊州來說是個特殊的日子—為了感謝萬向集團當年收購UAI公司后給該州經濟帶來的發展，這一天被伊利諾伊州命名為“萬向日”。

　　從2000年4月正式收購擁有世界上最多萬向節專利的美國舍勒公司起，浙江萬向集團又先后收購了UAI、洛克福特等海外企業。萬向把它們的技術和生產轉移到國內，通過繼續使用原來的品牌和渠道，獲取了高達100%以上的年平均投資回報率。

　　“在洋人的土地上，用洋人的資源，做洋人的老板，賺洋人的鈔票。”這句對“走出去”的生動而豪邁的詮釋出自萬向集團董事長魯冠球之口。

　　而萬向的經歷無疑就是浙江企業“走出去”的縮影—

　　15年來，通過“股權換市場”、“設備換市場”、“讓利換市場”等資本經營與發展實業相結合的運作技巧，萬向先后在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8個國家，兼并、收購或建立了19家公司。

　　浙江省外經貿廳的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至2008年是浙江企業“走出去”的加速發展階段，民企境外投資項目1959個，總投資15.13億美元。而這背后，快速發展的經濟和不斷深化的對外開放，是最根本的推動力。

　　而今，又有大批浙江企業掀起征戰海外的熱潮，這一次的直接推手，則是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

　　去年下半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爆發，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導的浙江企業首當其沖受到影響。由于市場需求萎縮，造成企業產成品大量積壓，應收賬款增加，資金周轉困難。同時，受產品價格下跌和消化高價庫存原材料的雙重壓力影響，企業利潤普遍下降。

　　然而，當金融危機演變成一場全球性的巨大災難，最要緊的任務是趕緊“止血”。而金融海嘯對于正處于工業化中期的浙江裝備制造業來說，無疑形成了一種“倒逼機制”，迫使企業必須轉型升級。

　　而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產業轉移也正呈現出新的特征：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配置，搶占產業鏈技術高端和高附加值環節，知識經濟日益成為內在驅動力。

　　這種形勢下，企業“走出去”，引導成熟產業與過剩產能到境外尋求發展空間，不失為一條從整體上帶動浙江產業升級換代的新路子。同時，對于人均資源少、環境容量小的浙江而言，解除資源環境的瓶頸制約，大步伐“走出去”也更具有突出的現實緊迫性。

　　并且，在一些學者看來，金融危機下的國際市場儼然為浙江企業“走出去”提供了一個“百年難得”的機遇。

　　在他們看來，改革開放到現在，盡管浙江企業的發展已取得長足進步，但與國外相比，核心技術、管理水平的差距仍在十年到二十年。要縮小落差，必須“走出去”，但實際運作中，參股歐美實體公司的征途困難重重。

　　金融危機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種局面。歐美眾多企業由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陷入資金困境，股價一瀉千里。為緩解這些企業的資金壓力，以美國為代表的歐美國家不得不降低對外國企業的投資門檻要求，浙江企業對外并購的阻力陡然減輕。

　　而事實上，也正有許多的浙江企業抓住了這個機遇。

　　早在今年2月，浙江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外天傘業有限公司等企業組成了中國采購團，在商務部部長陳德銘的帶領下前赴歐洲。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在那次采購團隊中，浙江大部分企業是帶著并購或者拓展國際市場意向去的，其中還包括湖州一家生產帳篷的企業。

　　除了并購破產企業，浙企還紛紛到海外建立生產基地。

　　與幾位近期并購的企業相比，臺州錢江摩托董事長林華中下手更早一些。2005年他以693萬歐元購買意大利貝納利公司的99%股權，現已累計投入3億元人民幣。

　　到去年底，貝納利在全球設立15個分支機構，管理銷售網點近3000家。而通過消化貝納利的專利，錢江集團開發一個新車型的平均費用可節省1200萬元，所用時間僅為意大利的五分之二。

　　而臺州吉利汽車、兄弟鞋業等也在海外創立了生產園區，目前，臺州企業在海外有277個項目，在55個國家設立了加工中心。

　　浙商在海外的頻頻出手也引起了各國政府的關注。如今，還沒等浙企“走出去”，一些外國政府已經紛紛把“繡球” 撒向浙江，積極送上物美價廉的蛋糕了。

　　4月1日，意大利政府在杭州招商，吸引浙資進入該國信息通信、精密機械、物流等行業。這是意大利外交部專門針對浙江民資推出的一臺并購盛宴。

　　緊接著，4月21日至22日，杭州還將舉辦“中阿合作論壇第三屆企業家大會暨投資研討會”，以期給想在阿拉伯世界掘金的浙江企業提供一個難得的機會。

　　漸變

　　實際上，浙江企業投資境外提速，既是長期以來外向型經濟發展水到渠成的結果，也是當前激烈競爭下的必然選擇。內有匯率、退稅率、稅率、原材料價格、勞動力等因素倒逼，外有反傾銷、反補貼、特別保障措施、337調查、技術壁壘等層出不窮的國際貿易壁壘，倒逼企業實行“走出去”的藍海戰略。

　　而今，走向國際化，浙江企業也開始從量的增長轉向質的提高轉變。

　　早期，剛邁開步伐的浙江企業多采取設立貿易代表處、專業市場的傳統形式。隨著力量的積聚，這種一般性貿易形式正在逐漸蛻變，發展到在境外建立生產基地、設立研發中心、海外并購、海外上市等多種新形式。

　　目前，在海外投資建分廠，是浙江企業“走出去”的主要方式。

　　2008年6月，浙江鑫磊機電股份公司和意大利同行在米蘭合作建立了分裝工廠，由中方提供零件，意方裝配上市。另一家溫州著名皮鞋生產企業康奈集團也已在海外成立了200多家專賣店和專賣柜臺。

　　新建投資給浙江企業帶來了利益是顯而易見的，最具代表性的兩點就是：規避貿易壁壘和提升品牌價值。

　　鑫磊公司在意大利建廠的初衷就是為了規避歐盟對中國空氣壓縮機企業征收77.6%的反傾銷稅，而中國皮鞋的平均出口價格只有6美元左右，康奈皮鞋在海外專賣店或專柜的零售價卻賣到了60到70美元。

　　這期間，也有不少中小企業選擇了“抱團出海”的方式。

　　由于中小企業在境外辦廠風險過大，成本過高，于是由一家或數家有實力的企業牽頭在境外設立開發區、工業園，從而吸引企業集群入駐。

　　諸暨越美集團在尼日利亞設立了紡織開發區，計劃引進15家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入園，形成從紡紗、織造、繡花、針織到整套服裝一個完整的產業鏈，目前已吸引了6家來自紹興的紡織企業。去年7月，達亨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在博茨瓦納設立的“達亨博茨瓦納紡織工業園”正式在浙江省外經貿廳備批。

　　如今，浙江已經擁有4個國家級境外經貿合作區—包括康奈集團俄羅斯烏蘇里斯克(中國)經濟貿易合作區、華立集團泰中羅勇工業園、前江投資公司越南中國龍江經濟貿易合作區、吉利公司墨西哥中國(寧波)吉利工業經濟貿易合作區，數量位居全國第一位。

　　金融危機導致的國際企業格局變化，也使海外并購成為一些浙江企業的首選。

　　過去的一年，寧波雅戈爾集團完成了與美國KELLWOOD公司關于香港新馬集團資產清單的交割手續，這筆1. 2億美元的并購交易是迄今為止我國紡織服裝行業最大的一起海外并購案。

　　此前，國內最大的摩托車生產企業之一浙江錢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收購了意大利百年摩托車企業Benelli公司，通過并購，錢江摩托不但擁有了Benelli這一在歐洲知名度很高的品牌，而且填補了中國企業在大排量高檔摩托車、街車、越野車、跑車等摩托車車種上的空白，改變了國內只能生產250CC排量的現狀。

　　而著名日化企業納愛斯集團在全資收購了英屬中獅公司下屬的3家香港日化公司后，也從英屬中獅公司處獲得了多個知名品牌。

　　相對新建投資、抱團出海，海外并購明顯體現出“拿來主義”的優勢。

　　比如，雅戈爾集團不但得到了分布在斯里蘭卡、菲律賓等地的14家生產基地，年生產加工能力可達8000萬件，可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服裝生產企業，更重要的是它還得到了20多個知名品牌的ODM(原始設計制造商)加工業務，Nau tica、PerryEllis等五個授權許可品牌，一個具有數十年經驗的國際品牌管理和設計經驗的頂尖團隊；通達美國數百家百貨公司的銷售渠道及物流系統，這無疑大大完善了雅戈爾的產業鏈條和在全球市場的布局。

　　磕絆

　　然而，盡管步伐開始加快，但浙江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似乎也充滿了磕絆。比如，當前特殊環境下的海外并購。

　　不可否認，相對于緩慢的產品出口模式，海外并購見效快、影響大。而且，并購可以利用股權的杠桿效應，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但跨國并購與國內資產重組不同，其背后是瞬息萬變的國際經濟形勢和資產所在國復雜的政策、法律、文化環境，如果事先不做好充分準備、準確判斷，不僅無法從海外并購中獲得利益，相反還有可能讓自己陷入陷阱中。

　　“對于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我經歷過成功的案例，也分析過一些不太成功的案例。總的感覺，一個企業在海外并購要成功，決不能抱著一種抄底的心態，只要便宜，不管什么都去買，這樣風險是非常大的。”摩根大通中國首席執行官方方說。

　　事實上，在國際金融危機的環境下，全球很多經濟體資本市場的銀根趨緊，而中國的銀行資本充足率比較好，加上中國外匯很多，人民幣匯率堅挺，資本成本低，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中具有相對優勢，相應地，也容易造成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中的“沖動”。

　　然而沖動從來都不是理性的投資態度。回顧近幾年國內幾起大規模的海外并購，大多經歷了最初的聲勢浩大，中間的幾經坎坷后，最終黯然收場。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李稻葵認為，一些企業在進行海外并購時過多考慮的是價格因素，缺乏對自身管理能力的評估和對企業長遠戰略的規劃。

　　“自己的事都還沒管好，怎么去管別人的事？”

　　以上汽集團的海外并購為例，2004年上汽集團收購雙龍汽車，結果這家企業在金融危機下瀕臨倒閉，不僅給上汽帶來虧損，而且在當地引發了許多勞務上的糾紛。

　　而海外投資的成本，是企業必須考慮的。

　　一個不容忽視的情況是，浙江企業大都屬于制造類企業，由于貿易摩擦仍然頻繁，國內勞動力、土地等經營成本上漲，不少勞動密集型敏感產品(紡織品、鞋類)廠商都傾向于向海外轉移生產能力以規避貿易壁壘和降低生產成本。

　　但實際上，國內也有著完備的產業體系，基礎設施良好，無論是熟練勞動力還是原料、輔料、設備等都容易獲取，廣大的國內市場也有利于企業取得規模效益，而其它國家很少能夠同時具備上述條件，因此有時候赴海外投資的總成本反而會高于在國內經營時。

　　“就制造業企業，核心部門還是應該立足于國內，考察清楚海外究竟有什么國內不可替代的優勢，然后才有可能做出正確決策。”商務部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梅新育說。

　　方方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在他看來，缺乏清晰的戰略思考，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即便占有相對優勢，中國企業也很難在海外投資中獲得成功。

　　另外，由文化和法律等差異導致的不確定性成本也不能忽視。由于國家法律體系不一，并購后企業資產評估、財務費用、稅務等隱形成本將浮出水面，企業文化的差異也會對管理帶來一定困難。

　　“我有一個朋友，買了一家廠，結果差不多被這家廠拖垮了。每個月的現金流要比別人多出六七百萬，企業發展不順的時候這些負擔就通通來了。”亞洲風險與危機管理協會常務理事顏至宏認為，現在機會很多，但還是要很小心，并購的時候要考慮到綜合效應。

　　有學者認為，海外投資機遇和風險同時并存，企業家們在“走出去”的時候，一定要借助當地律師事務所、私募等了解當地的市場游戲規則，盡快入鄉隨俗。

　　前路

　　那么，在金融風暴面前，下一步海外投資究竟該怎么走？

　　商務部合作司有關人士表示，水有多深還有待觀察。

　　“金融危機引發的大調整會形成全球新格局，洗牌過程也會使一些國家的產業出現空當，國內企業不妨適時而動，但切勿盲動。要把準機會，更要未雨綢繆，嚴防風險，風險控制直接關乎海外投資的成敗。”該人士表示。

　　對于國內企業普遍關注的“海外抄底”時機問題，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則認為：“從外面來講，應該到了一個比較好的該走出去的時候了，但是我覺得不用著急，因為經濟還在往下走，可以邊看邊走，具體分析，但是這個時機稍縱即逝，所以我們覺得國內有條件的企業應該走出去。”

　　但從宏觀層面上看，企業“走出去”仍然是大勢所趨。

　　今年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強調擴大內需，絕不能放松出口。面對外部需求急劇萎縮、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嚴峻形勢，要加大對進出口工作的支持力度，要支持各類有條件的企業對外投資和開展跨國并購，充分發揮大型企業在“走出去”中的主力軍作用。

　　并且，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境外投資機會，商務部還在其官方網站上發布了《境外投資管理辦法》，辦法將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

　　與現行規定相比，《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僅保留了商務部對少數重大境外投資的核準權限，包括1億美元以上的境外投資、特定國別的對外投資等。

　　同時，將進一步簡化核準程序。絕大部分境外投資企業只需遞交一張申請表，即可在3個工作日內獲得《企業境外投資證書》。而按以前的層層申報制度，手續審批大約需要1個多月時間。

　　而針對本土企業，浙江省也出臺了相應的措施意見。

　　2008年6月底，浙江省發布了關于促進全省外貿穩定健康發展的意見。其中第五條明文規定：鼓勵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深入實施“走出去”戰略，鼓勵企業開展各類國際標準認證和境外商標注冊，支持企業參加境外展(博)覽會和境內重點區域性國際展(博)覽會，推動企業開展境外經貿合作園區建設、境外設立營銷網點或生產加工企業、境外工程承包、資源開發和勞務合作，著力打造自主國際會展平臺。

　　同時，浙江省外貿廳為協助企業尋求國際合資合作機會，還確定23個出國展覽補貼項目。其中，西班牙五金博覽會、科隆ANUGA食品展、印度中國貿易展為重點支持類項目，參展企業可獲得展位費70%的補貼；其余20項為支持類項目，可獲得展位費50%的補貼。

　　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溫州，也新出臺了相應的《溫州市2009年度鼓勵開放型經濟發展若干扶持措施》，該市將安排 1.5億元財政資金扶持民企“走出去”，并將爭取試行境外放款改革及個人境外投資試點，拓寬企業“走出去”遇到的資金瓶頸。

　　事實上，目前像美邦紡織這樣步步逼近“跨國夢”的浙江乃至國內企業還有不少。據了解，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并未因全球經濟下滑而放緩，目前，資源性和制造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尤其活躍。

　　商務部最近數據顯示，2008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521.5億美元，同比增長96.7%。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566億美元，同比增長39.4%。而2009年的1月、2月份，中國企業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79.6億美元，同比增長24.8%。

　　然而，面對這些躁動的企業家，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卻潑了一盆“涼水”：“你對自己的管理能力有把握嗎？分析過雙方的文化差異嗎？了解當地的工會勞資關系嗎？如果對方的工程師辭職了，難道你還要從本土派人到國外去？讓整個企業都講本土話？如果不能知己知彼，這種信心會讓我害怕。”

　　雖寥寥數語，對中國企業“走出去”所面臨的問題卻揭示得非常深刻，這些問題確實是中國企業在謀求“走出去”時首先要充分考慮的，否則很有可能有去無回。

　　業內人士建議，在管理辦法明確的背景下，企業在“走出去”時也一定要謀定而后動，提防陷阱和系統性風險。

　　曾經，在描述浙江民營企業的語言中，人們聽多了“草根”、“農民企業家”這類詞匯，但恰恰就是這些“野生”的種子憑著頑強生命力和強大競爭力，從昔日偏于一隅、小打小鬧的散兵游勇中蛻變出來。現在，練好內功的浙江企業如果能夠化“危”為“機”，這支遠征軍同樣能夠展現出一幅百舸爭流、逐鹿海外的壯闊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