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什么垃圾？”

這不是一個段子，是許軍這樣的滬漂每天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早上七點，他拎著兩袋垃圾下樓，朝小區最里面的垃圾廂房走去。黃馬甲阿姨就會守候在那里，并向他發出這個“直擊靈魂的拷問”。

在黃馬甲的監督下，許軍把夜里吃剩的外賣、果皮，倒進濕垃圾的窗口，并瀝干垃圾袋，連同他手里的另一包裝著紙巾、衛生巾的垃圾，扔進干垃圾的窗口——這是濕垃圾（易腐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之外，第四類垃圾的統稱。

像前兩天一樣，黃馬甲阿姨圍了上去，翻開了他的垃圾袋，仔細檢查起來。許軍預感到這樣的場景，急急地跑開了。

在上海這場垃圾之戰中，干濕垃圾是重點被監控的對象。整個上海都在極力確保干濕垃圾能夠走向各自的終點。

網上流傳的上海人倒垃圾之歌

眼下小區正搞得熱火朝天，黃馬甲個個富有熱情，一絲不茍，除了引導投放，他們還會挨個檢查。

這也是許軍感到難為情的地方，每次想起自己的垃圾被保潔和一眾志愿者檢視，他就有一種公開凌遲的感覺，尤其是有次阿姨翻出了一只避孕套，并半開玩笑地說：“這是要瀝干的呀。”

許軍是垃圾分類的堅定支持者，他欣慰于小區環境在短短一個月的急速改變，但也看到了這場運動讓人尷尬的地方，比如不合理的投放時間，引得一句“996不配扔垃圾”的調侃；比如以上所經歷的場景，讓他意識到，個人隱私與公共議題產生了一絲詭秘的越界。

樓組長也跟他們訴苦，“我們也很累的呀，誰不期待垃圾分類進入常態化？現在正是集體習慣和衛生環境的決戰時刻，”樓組長給他描繪一個藍圖，“等以后人人都養成好習慣，也不需要那么麻煩地管理和監督了。”

1

個體與系統

6月以來的上海，垃圾成了全城議論的話題，垃圾分類經過各路段子手的包裝，儼然成了一個網紅。“相親不看年薪不看房，看你會不會做垃圾分類”這樣的段子更是層出不窮。

調侃歸調侃，但上海搞垃圾分類是認真的。這種認真，讓許軍有一種復雜的切身體會。

6年前，從日本留學回來的許軍，也帶回來他做垃圾分類的習慣。那時候，小區只有樓道里一個垃圾桶，所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都統一收走。后來，他只好把分好的垃圾帶到小區門口分類垃圾桶里。

但他觀察發現，清運工仍混裝運走。從網上披露的信息看，他的垃圾，最終被壓縮到集裝箱里，運到老港固廢基地，完成焚燒儀式。他的仔細和用心，就像一粒小石子，沉入了大海。

可事實上，垃圾進入焚燒和填埋基地前，最終還得經過人工的分揀。跟他做的工作其實是一樣的。

這是一個無奈的惡性循環。

這也是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個經典的反差：上海城市調查總隊研究發現，上海市98.9%居民表示自己愿意做垃圾分類，復旦大學一項調查數據——只有不到20%的居民正在做垃圾分類。

許軍也開始“擺爛”了，他開始認定，這是他無能為力的事情。

就像《廢品生活》的作者、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張劼穎在一席演講上談到，普通人做垃圾分類為什么難，一個原因是我們卡在城市垃圾分運和處理系統里。

微小的行動可能帶來環境的改變，但系統如果不跟著變，一切注定是無效的。

上海垃圾系統的變革，自去年以來開始顯影。

根據去年12月10日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召開的新聞通氣會，截至11月底，上海已規范配置濕垃圾收運車650輛、干垃圾收運車3000輛、有害垃圾收運車15輛，全部實行指定種類垃圾的專車專運。

這是《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類體系建設行動計劃(2018年-2020年)》出臺的第一年，全市日濕垃圾分出量為4400噸，比2年前多了近2000噸。

到了今年6月，這個數據達到6220噸/日。分離出來的濕垃圾，就地資源化作堆肥處理，不僅可以減輕垃圾焚燒和掩埋的危害，同樣起到垃圾減量的作用。

截至6月，上海每天有5050噸濕垃圾得到了資源化的處置。

網絡流傳的“小龍蝦身后事”示意圖，不過上海市廢棄物管理處很快回應稱，小龍蝦的各部分統統屬于濕垃圾。

在許軍小區外的馬路上，垃圾桶從回收、不可回收換成了干、濕的標識，濕垃圾的清運車，每天也會定時經過。盡管小區動靜還很遲緩，但風聲已經開始傳來，“新生活運動”要開始了。

時隔5年后，許軍重拾了垃圾分類的習慣。

2

垃圾桶的戰爭

上海垃圾分類在2012年掀起過新一波垃圾分類的熱潮，2014年還出臺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分類減量管理辦法》，但這是個部門規章，實際推動作用不大。

2017年年底，上海開始籌備垃圾分類的立法，一年多以后的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下簡稱《條例》）正式通過，并預計于今年7月1日實施。

就這樣，垃圾分類將進入一個強制時代。此時整個社會環境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此，上海市政府還放出豪言，在2020年，90%以上居住區實現垃圾分類達標。

事實上，這種底氣來自各個地區的試點經驗。2012年以來，上海就有零星的社區開始實驗和探路。到2018年，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宣布，靜安、長寧、楊浦、松江、奉賢、崇明6個區將率先整區域推進垃圾分類。

橫亙在各個試點小區面前的第一道難題就是，垃圾桶。上海市各個小區方案各不同，但有一個共同的操作：撤掉樓道和小區地面的垃圾桶，設置統一的投放點，由志愿者等角色引導和監督，迫使居民完成習慣的改變。

但是，垃圾桶撤還是不撤？這個問題是所有小區無法避開的，它糾纏于業主、業委會、物業和居委間，可以說是硝煙彌漫。

2013年，NGO組織愛芬環保曾去上海市中心一個社區推行垃圾分類，那是一個高層小區，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高樓的桶撤下來。居民會議上，居民們一聽說要撤桶，很不高興，會還沒開完就離席了，“我們站在那里，面面相覷，也很灰心”。

這是一個1300多戶的小區，此前已經實施過垃圾分類，原本以為會很順利，但團隊調查發現，所有的垃圾分類，其實是由保潔員完成的，居民參與度接近于0，他們對垃圾分類，只有一個模糊印象。

愛芬環保的創始人郝利瓊告訴記者，高樓撤桶、多層并點，是垃圾分類的基礎條件，點位減少，集中起來才能便于管理和監督。但當時，撤不了桶，大家只堅持了大半年，依然沒有進展，半年后項目結束，他們退出了那個小區。

這也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疑惑，這個小區，大多是高素質的人，干部、老外居多，但有素質的人聚在一起做一件有素質的事，似乎就陷入了困境。

五六年以來，桶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方案，隨著試點范圍變廣，圍繞垃圾桶的爭議，更變得怨聲載道。有的小區里，憤怒的居民直接把垃圾砸到了物業辦公室。

古北物業的物業經理何忠雷對此深有體會，他管理著兩個小區——強生古北花園、華麗家族古北花園，這是兩座比鄰而居的高檔小區，居民以公司高管、干部、外籍人士為主，宣傳垃圾分類時，所有人都支持垃圾分類，也都有過垃圾分類的素養。

但當提出撤桶時，反對聲接踵而至。強生的居民把大字報貼到樓道里，而華麗家族的居民則拿著物業合同發難，聲稱物業公司違反每天清理垃圾兩次的服務條款。

當時垃圾分類尚未立法，在極具契約意識的居民面前，物業也犯難了，不得不到處游說居民，擬定一個垃圾分類的公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的問題又來了，居民提出新要求，“我付錢，你來分類”，何忠雷把問題反映到街道，街道明確告知，不行，分類的主體必須是居民，要從源頭上分，物業只是管理主體。

經歷一番周折，古北物業最終在華麗家族小區撤掉了258個垃圾桶，設了兩個定時投放點，一個誤時投放點，請了4個“桶長”，專門負責兩個廂房的管理，每個月成本增加到了4萬元以上，物業公司付了前三個月，后來由居民自己負擔。

另一邊，強生小區的撤桶問題，在一年后仍未得到全部解決，高層十多戶人家，堅持把垃圾扔在樓道里，物業公司也只好默默收著，靜等著7月1日的到來。

3

決戰時刻

距離7月1日不到10天，寶通路239弄的多層小區，70多歲的華書記整日穿著黃馬甲，天剛亮就出門巡視，一直到夜里八九點。隨著《條例》正式實施臨近，他的壓力和焦慮劇增。

華書記是居民們對他的稱呼，早年做過居委會的黨建工作，現在是小區的業委會主任，他本姓夏。年紀雖大，但他依然精神抖擻，眼睛閃爍有神。小區僅280戶，12棟門樓，前后三排，他要確保這個狹小天地里垃圾們無處遁形，沒有死角。

整個片區的垃圾分類都已經有聲有色。但他們是今年6月10日才啟動，入戶宣傳后，撤了垃圾桶，并在小區東北角建了廂房，強制居民們把垃圾分成四類。

不過，依然有很多垃圾出現在撤桶的地方，華書記眼看沒辦法了，親自蹲點守在那里，來一個，就苦口婆心地勸走一個。但仍有不少人頂風作案。

這是一項需要發揮智慧和調查能力的“工作”，就在上個周末（6月22日），他起床下樓，竟然看見有四包垃圾丟在地上。

他立刻展開調查，佝著身子翻了半天，總算找出一張快遞單，但電話、地址和姓名都被馬克筆涂過了，他用水小心翼翼地洗掉，勉強認出了門牌號。帶著樓組長，上門問罪去。不過遭到對方極力否認。

“你不承認？我有證據的呀！”華書記從容地掏出那張快遞單。

在這個小區里，12個樓組長加上一個雷打不動的華書記，每天有四個人輪流巡查，經過十多天的攻堅戰，基本確保垃圾不出現在錯誤的地方。

“嚴查之下，一炮打響”，華書記終有了信心。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怎么讓居民正確分類干、濕垃圾，并且清運車來的時候，垃圾不被拒收，依然是個艱苦的過程。小區垃圾現在還依賴保潔員的二次分揀，保證濕垃圾的純度達到要求，才能拿到清運公司的“車票”，成功運送出去。

華書記嘆了口氣，“習慣養成還很漫長，沒辦法立竿見影”。這一點，跟高昂的監督管理成本，形成了一種博弈。

這個多層小區是整個上海的縮影，隨著7月1日的大限之日臨近。各個小區的垃圾清理面臨著日益嚴峻的考驗。這種博弈，在去年以來實施垃圾分類的六個區尤為明顯。

“垃圾分類做久了，看什么都像垃圾”

而在更廣范圍內，那些尚未開展過試點的地區，集體習慣和社會行為所博弈的對象，將是行政命令下的一紙通知。

畢竟，撤桶運動已經開始了。扔垃圾這件小事，一時間人心惶惶起來。在某個小區，一個保潔員見桶還沒撤，激動地說，趕緊把家里能扔的先扔了，分類起來就麻煩了。

家在黃埔的“看看新聞”編導朱厚真說，她家樓下很早就改造了垃圾廂房，但至今未啟用，沒有任何宣傳和培訓，垃圾還是照常丟。小區平靜得有些異常。

她擔心，到時候環衛公司會不會天天拒收？垃圾一旦滯留，比起罰款，惡臭將是更大的懲罰。

4

文明的可能性

與這種沸沸揚揚的熱鬧不同，靜安區的揚波大廈就顯得有些泰然自若了。

這是市中心臨街的小社區，僅200來戶，小區占地面積很小，甚至沒有一個像樣的花園，卻有一個開放式垃圾大廂房，占據了一二十平方米的地盤。

廂房由兩個隔間組成，右邊是干、濕垃圾桶，左邊是8個不同功能的垃圾桶，整潔地位列其中。廂房對面，還有個舊衣物的回收柜。

揚波大廈的開放式垃圾箱

11種分類，如此豪華的配套措施，垃圾似乎在這里得到了最高的的待遇。這在上海是罕見的景觀。

廂房旁邊，緊挨著一個開放的亭子，周末時光，人們坐在亭子里喝茶、吃零食，用上海話叨著垃圾分類的源頭治理。居民們對外來人炫耀，我們這里臭味沒有，連只蒼蠅都沒有。

前業委會主任戴先生告訴記者，揚波大廈并沒有實施定時投放，分類規則也不盡相同。廂房頂掛著“7月1日起垃圾不分類最高將罰款200元”的標語，但居民們從來沒在意過。

至于志愿者和監督員，那也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這是一個自我運行已經足夠穩定的垃圾分類樣本。

揚波大廈是上海最早踐行垃圾分類的小區，但并不在官方的試點名單里，而是小區自行提出， 業委會得到90%的同意后，揚波大廈就這樣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彼時，剛成立愛芬環保時，郝利瓊的團隊去揚波大廈開展工作。當時上海是“五分法”，在他們的規劃里，其他垃圾和可回收物比較好處理，麻煩的是廚余垃圾（現在上海叫“濕垃圾”）。

當時靜安區綠化和市容管理部門很給力，借助當時成型的餐廚垃圾收運和處理系統，把小區產生的廚余垃圾順帶運走。

戴先生是個81歲的精瘦老人，他記得，當年居民熱情很高，單就廂房建開放式還是封閉式這個問題，居民們就討論了很久，最后一致決定，就做開放式的，他們有信心做到無臭無味。

許多人紛紛出謀劃策，比如建個洗手池，又添置了熱水器，甚至還主動提出多分幾類，最終精細化到了11類。這些都是業主大會上取得的成果。

這是一種依靠高度自治和高度參與而建立起來的垃圾分類模式。早前，揚波大廈是有物業公司的，戴先生記得，“那時候物業公司把小區搞得一塌糊涂，垃圾遍地，牛皮廣告到處貼。”

多次溝通無效后，終于有一天，居民們沖下樓來，把物業趕了出去。調解無果，最后街道告訴他們，社區可以自治。

業主中有不少法律界的專業人士，社區也借助這種優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自治方案。業委會成員有9人，每個月召開業主大會，討論小區議題，尋找問題，提出方案，或者公示財務。 

戴先生認為，揚波的垃圾分類，正是這種社區土壤里開出來的花朵。記者走訪調查發現，大多數垃圾分類成功的小區，無不具備這種良好的社區氛圍，居民有參與社區的意識和熱情。

普陀區的櫻花苑是另一個社區參與的典型。社區利用了“參與式會議技術”團結居民，為垃圾分類的開展創造了一種社區氛圍。很多議題在社區圖書館里完成討論，開放的空間匯聚著不同的觀點、意見，最終形成共識。

在櫻花苑，垃圾分類的志愿者們還做了超出垃圾分類本身的事情，跟居民們一起種蔬菜，把綠色和環保實踐到很多方面。

郝利瓊認為，垃圾分類，并不是為了垃圾分類本身，它是一個公民意識的培育過程，也是推動社區治理的過程。

比起粗暴的通知和行政命令，如何有效調動居民參與、營造社區氛圍，是關系垃圾分類能否長效持續的關鍵因素。

而這注定是一個漫長的，充滿不確定和陣痛的歷史過程。

（文中許軍為化名）

 最后，學習一下官方法規版垃圾分類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