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堅持綠色發展的理念，這就要求必須改變以往靠資源消耗、環境污染支撐經濟發展的方式，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作為經濟效益的創造者和主要污染物的排放者，企業選擇什么樣的發展路徑，對能否實現綠色發展至關重要。

綠色發展的落腳點仍然是發展，如何協調綠色與發展的關系，也就是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綠色、發展二者能否融合?推行綠色發展，短板在哪里?對此，專家、行業協會負責人、企業家等相關人士，聽取更多的建議和分析。

要實現綠色發展需要多部門統籌協調

市場缺乏對綠色發展的激勵

傳統發展模式不能適應嚴格的環保要求，綠色發展還要靠市場發揮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藍虹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此次五中全會強調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要求牢固樹立并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措施。“這充分顯示了國家對治理環境問題的決心，也表明國家把環境問題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認識到需要將環保納入宏觀經濟范疇，改變以前環保與經濟‘兩張皮’的問題，努力使之實現融合共贏。”

但是，藍虹也表達了自己的擔憂。“綠色發展的落腳點仍是發展，既要經濟增長，又要綠色。當前，我國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綠色與發展的關系需要統籌協調。”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指出，他在一些地方調研時發現，傳統的粗放發展模式適應不了嚴格的環保要求。由于經濟下行壓力大，擔心企業關停影響地方稅收，從今年6月前后開始，一些地方的環保力度降下來了，放松了環境監管。“環境問題凸顯期、環境標準提高期，遇上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解決起來難度更大。”

商道縱橫總經理郭沛源認為，現在的市場還缺乏對綠色發展的足夠激勵，比如，對污染企業處罰力度不夠，導致大家都不愿意做“好人”。

同時，綠色環保產品的價格相對較高，不是所有消費者都愿意為綠色產品埋單，而且，綠色環保企業能否獲得投資人、金融機構的認可也是問題。“這方面的機制在慢慢建立，但尚未完全形成并有效發揮作用。總之，綠色發展在國內的難點在于，當前以綠色為核心的價值鏈尚未形成閉環，現在只能靠行政手段推動、公眾宣傳教育呼吁等方式，但綠色發展歸根到底還要靠市場的指揮棒發揮作用。”郭沛源說。

綠色與發展怎么配合?

政策出臺需要部門聯動，企業戰略至關重要

如何實現綠色與發展的融合協調?藍虹認為，不僅需要理念的改變，更要在宏觀政策上協調一致。“綠色發展要落實，需要很多部門進一步出臺政策細則，但這些政策細則的出臺，需要部門聯動，而不是各干各的。如果環保部門只管環保政策，經濟發展部門只管經濟政策，就可能出現政策‘打架’的情況，無法實現綠色發展。”

藍虹說，美國在制定經濟政策的過程中，都要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環境效益分析，就是為了保證經濟與環保的一體化。“因此，實現綠色發展最重要的是協調。”

綠色發展歸根到底還需要企業去落實。在浙江天能集團董事長張天任看來，企業家是社會的一分子，必須要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主動把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貫穿到企業發展戰略中去，用綠色發展的思維來安排生產，指導企業發展。

“中國經濟已經不是單純傳統產業結構升級的轉型，而是以發展生態經濟為目標的復合型轉型，在綠色化發展的引領下，走工業生態化、信息化轉型之路。所謂工業生態化，就是模擬生態系統的功能，建立起相當于生態系統的‘生產者、消費者、還原者’的工業生態鏈，以低消耗、低污染、工業發展與生態環境協調為目標的工業。”張天任說。

11月2日，中國石化召開會議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中國石化董事長王玉普強調，要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理念，研究制定好中石化的“十三五”規劃，把發展目標、重點任務和重大舉措理清楚，著力實現更有質量、更有效益、更可持續的發展。同時，要以價值創造為引領，更加注重內涵發展，大力推進轉方式、調結構、邁向中高端，積極推進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循環發展，不斷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配額初始分配怎么設計?

市場流動性偏小，企業擔心初始排放權分配公平問題

五中全會明確，要建立健全用能權、用水權、排污權、碳排放權初始分配制度。目前，國內一些省市也試點推行了排污權交易和碳排放權交易，積累了一些經驗，也暴露了不少問題。對此，郭沛源認為，現在的試點是為以后在全國更好地推行積累經驗，但試點暴露出來的問題必須引起重視，否則試點很難規模化。

郭沛源認為，目前碳交易和排污權交易中存在兩個核心問題：一是市場的流動性和規模偏小，市場參與者太少，沒有有效發揮市場交易應有的作用，從而讓一些市場功能失效;二是當前的交易所都是人為建立的，或者政府根據政策目標建立的，政府通過設置規則來催生交易需求。

“以碳交易為例，要在配額確定的前提下進行交易。這就要求，政府作為規則制定方，必須對自己有很強的自我約束和公開、公正、透明的程序。這樣，大家才愿意參與其中，否則，規則隨意變動會讓交易價格波動變得隨機，投資人的收益很難得到保障。”郭沛源說。

藍虹認為，這樣的交易措施確實很好，但實施中的難度很大，尤其是初始配額分配問題。現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已經全面開展主要污染物排放權初始核定和分配工作。記者在與企業交流中了解到，企業認為實行排污權有償使用是大勢所趨，也會大力支持，企業會通過加強管理、改進工藝等努力降低排污量。但是，他們最擔心的就是排污權初始核定和分配的公平問題。

一家制藥企業負責人表示，“只有排污權初始核定分配公平科學，才能有效保證排污權有償使用工作的開展。對于因歷史原因，環評手續和現狀不符的老企業，需要根據目前的實際生產和排污情況確定其初始排污權，利用排污權有償使用的相關政策，使企業排污現狀和環保手續相符，滿足企業正常排污需求。”

最嚴環保制度怎么發力?

企業應該感受到政府的治理決心，嚴格環保要求也會帶來市場機遇

此次五中全會再次重申要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深入實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并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

郭沛源說：“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不是第一次提出了，這也不是中央第一次提出要加強環境治理，以往也有類似的提法。企業應該能從中感覺到政府的決心，也能夠感覺到公眾對于污染治理的需求。對于企業來說，早做準備沒有壞處。”

張天任認為，企業在綠色發展的過程中有很多事情可做，最重要的是把壓力轉化為動力，利用法規的倒逼機制，調結構、促升級、謀發展。他給記者舉例說，天能集團以提質增效為中心，通過開展機器換人，大幅提高生產線自動化、機械化、智能化程度，單位面積的人均產出率得到了大幅提升并有效降低了能耗。“現在，我們的廢水產生量僅是原來工藝的10%，而這10%中還有90%可以實現循環使用。”

作為紡織行業排放較為嚴重的環節，印染企業的污染重、規模小、技術水平低。中國環保聯合會環保技術標準研究專業委員會理事、北京服裝學院副教授龔表示，在目前形勢下，加快國內印染企業轉型是當務之急，而綠色發展的意義在于讓企業明白，環保不是負擔，而恰恰是實現行業提升的手段。“嚴格的環境標準不僅可以有效避免同質化的產品競爭，而且能夠增加品牌效應，最終轉化為終端消費的購買力。”

新環保法被稱為史上最嚴環保法，這部最嚴環保法實施已經超過10個月，給企業帶來多大的震懾力?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說：“有影響，但不均衡。有些地方對企業的懲罰力度很大，產生了很大的震懾力，但有些地方仍有欠缺。”他分析稱，這取決于地方政府是否真的轉變了觀念、下定了決心。

“雖然新法的處罰力度加強了，但社會監督的手段有限。訴訟、舉報等措施的實施沒有預想的那么簡單，甚至一些地方的環保舉報仍然如泥牛入海。此次再次重申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非常必要，更重要的是要讓各地更均衡地感受到環保壓力。”馬軍說。

應該說，守法企業更歡迎最嚴格環保制度的實施，因為這將為企業帶來更多機會。天能集團投資18億元建設的循環經濟產業園采用全自動機械破碎、水力分選工藝和純氧低溫轉爐連續熔煉再生技術，對廢舊鉛蓄電池進行無害化回收處理。但是，因為一些地下小作坊利用逃稅和無環保投入的成本優勢爭先搶購，加上國家限制危廢跨省運輸，造成環保合法的規模企業面臨“缺糧”的尷尬局面。雖然天能集團也想方設法提高廢舊鉛蓄電池回收量，但現在的生產負荷率仍未達到設計產能。

藍虹指出，實施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也會給綠色環保產業帶來發展機遇。“這就要求污染者必須付費，而且付費標準要提高，從而刺激綠色環保產業的發展，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