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給一家大型國有企業的高管人員講課，了解到這家企業集團的一個分公司以25%的股權引進了國外5000萬美元的投資。是這家企業確實需要資金嗎？不是！這家企業近兩年效益特別好，有得是錢。那么引進外資又是為了什么？答案只能是走形式，趕潮流。但是，這種潮流并不是都對中國有利的，中國企業和政府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刻認識。

最近國外的幾件企業兼并收購案引起了國內的注意，一是阿聯酋的迪拜世界港口公司斥資39億英鎊收購美國東海岸5個港口遭到反對，二是法國為了防止意大利電力公司對其能源企業實施收購，對法國燃氣公司和蘇伊士公司進行了合并。加上去年我國中海油公司收購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遭阻撓，這一連串的外部行為已經足夠引起中國進行反思了。

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開放走了一條不同于東亞其他國家的道路，連西方的研究者都清楚地看出了這一軌跡，那就是過度的對外開放。美國蘭德公司亞太政策中心主任、亞洲政策首席研究員William H. Overholt 在《中國與全球化》一文中說道：

“中國在經濟上的開放程度已遠遠超過了日本。中國以遠比日本積極的姿態，加入了我們的全球化體系。在2004年度，中國的國際貿易額相當于其GDP的70%，而日本的僅為24%；中國引進了606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而日本，盡管其經濟規模數倍于中國，實際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卻只有201億美元。今天的中國人對全球文化的開放程度，也遠遠超過了十年前的韓國人……中國不僅比第三世界中的其他國家而且也比第一世界中的許多國家更相信全球化……與中國不同，日本和韓國在其經濟高速成長的時期，盡管也經歷了全球化，但對國際貿易、外來投資和國內經濟活動，卻實施了比今日的中國遠為嚴格的限制。”

正是由于中國走了一條不同于日韓的道路，今天已經明顯的看出這種后果，那就如William H. Overholt 所觀察到的那樣：當年韓國的街道上基本看不到外國的汽車，而如今中國的大街上基本看不到中國自己品牌的汽車；外國資本大量投資中國企業，而日韓企業外資規模有限。這種不同發展道路的后果在今后可能看得還要明顯。

選擇某種道路的后果往往要等到多年后才能認識清楚，中國不能等到發現問題嚴重了才糾正自己的道路選擇。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避免走錯路和彎路。最近發生的幾件國際并購案足以引起中國注意，那就是如何保護本土企業的產權和經營管理權問題。在這里，我們要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從經濟角度看，企業收購涉及到交易利益問題，企業收購的時間背景和經濟環境往往對交易產生很大的影響。許多國家的對外收購都是選擇在合適的匯率時機進行。譬如日本，當日元在80年代以前處于低估狀態時，日本企業的產權嚴禁對外部開放，外國企業很難購買日本企業和日本資產。而當日元在80年代后期升值一倍多以后，日本放松了外資的進入，并且利用日元升值及時展開了一波規模宏大的外向投資。90年代初期，美國人在日本氣勢洶洶的投資浪潮下甚至寫出了《日本收購美國》一書。由此可見，任何國家的對外開放狀況都與自己的貨幣狀況密切相連。如今的中國，人民幣始終處在被低估的狀態，這種狀態只有利于外資的進入和對中國企業的收購，而不利于中國資本的外部出擊。

因此，從匯率角度講，中國今天要捂緊自己的企業產權和資產，防止外資的廉價收購。這是中國戰略性的注意事項。然而，今天的中國，許多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并不明白這一道理，仍然盲目地追求時髦，搞形式主義的“對外開放”。本來企業并不缺乏資金，卻硬要拉進一個外部投資者來裝點門面，這已經不是經濟需求，而是政治需求。如今這種現象在我國各地比比皆是，大量的國內資產廉價地流入外人之手。

第二是國家主權和經濟安全問題。之所以一個國家的企業產權不可過度開放，主要是因為只有企業產權才擁有企業利潤的最終追索權，只有擁有了企業產權才能擁有企業利潤的享有權和經營管理權。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無論國際間的經濟要素如何流動和融合，都存在著一個國界分割和利益歸屬的問題。無論經濟全球化達到何種程度，只要國家的存在，就必然存在著資產的歸屬性和利益的歸屬性問題。并且，企業利益的分享除了帶有明顯的國別性，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國家關系、國家政治和國家主權。不同國家的人民在企業利益分享上是不同的。

因此，企業的產權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正如美國的港口工人所說，美國的港口涉及美國工人的感情和國家安全。而在中海油收購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時，美國國會議員認為影響了美國的經濟安全。

鑒于這種種原因，中國要及時改變政策，在資本短缺情況下制訂的政策不能繼續延續到資本過剩時代，在需要外資和不需要外資的情況下要有不同的政策。中國的貨幣正處于升值的前夜，在這一時期，中國頭等重要的事情便是不能讓國外投機資本進行廉價地的資產收買。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