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兩會恐怕是一次在會后最值得議論的兩會。這里所說的議論不是以前我們所習慣的“貫徹會議精神”，甚至也并不僅僅是對于會議中一些重要議題的繼續關注，而是這次會議本身出現的一些原來沒有過的新現象，成為人們繼續議論和關注的話題。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新現象也許在預示著我國社會政治生活的一些重要的變化和新的趨勢。德國《時代周報》在評論這次中國兩會時說了這樣一句話：“中國的政治變得十分有趣了。”但愿那些有趣的現象能夠成為進步的開端。

在這里，我們關注幾個與代表的構成及其言行有關的現象。

首先一個也是最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政協委員張茵的提案、發言及其所引起的爭議與反響。張茵是一位有名的企業家，曾經在2006年胡潤百富榜上成為內地首富，在《福布斯》富豪榜上名列第五。張茵在這次會議上引人注目，是因為她提出的三個提案。可以說這三個提案體現了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明確地為自己所在群體的利益說話。其實，張茵之所以成為關注的焦點，還不僅僅在于這些提案的內容，同時還在于她的提案和發言，用了一種直截了當、毫無遮掩的方式，甚至也可以說是直奔主題，毫無顧忌。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是農民工代表直接進入兩會，以及他們在會上的表現。這次進入兩會的農民工代表共有3人。農民工代表直接進入兩會，在歷史上還是首次。因此在會議期間，3位農民工代表就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不但采訪的記者蜂擁而至，而且還舉辦了專門的記者會，中央電視臺也為3位代表做了專門的訪談節目。但對于3位代表在會議上的提案和有關的發言，輿論上特別是在網絡上，則不乏非議之詞。人們議論的問題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他們是否很好地、至少是能夠像張茵那樣，代表了自己群體的利益。

第三個是明星委員們在會議上的表現。這不僅僅在于明星本身就容易引起關注，還在于明星委員或代表在兩會中占有一個不小的比重，這也是我國兩會的一個特點。于是人們就自然會關心這些明星委員在會上提了什么，說了什么。尤其是一份由21位文藝界政協委員聯名提交的一份關于《小學增設繁體字教育的提案》，更是引起人們議論紛紛，明星委員是否應當占有如此之多的參政議政位置的懷疑也就由此而起。得到輿論一致贊賞的，似乎是一些明星在接受某網站專訪時對民生問題的關注。但實際上，看一下其中內容，這顯然不是明星們的強項。

本文之所以將代表本身以及他們的言論和提案特別提出來進行討論，是因為這涉及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在利益主體不斷分化的今天，如何解決對這些利益的代表，特別是如何在兩會這樣的場所解決對不同利益主體的代表。而對這些問題的解決，無疑是在我國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甚至是建立現代民主體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張茵的被指責，與其說是由于她的提案代表了她自己所屬的群體利益，不如說是她所屬的群體在社會中所處的強勢地位，以及近些年來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在利益表達上的失衡。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雖然對張茵只為自己所屬的富人群體說話的指責得到了眾多的呼應，但對于農民工代表應當為農民工說話的觀點，卻幾乎沒有任何人提出非議，相反，倒是有不少人指責3位農民工代表沒有能很好地代表農民工的利益。從這個對比中我們也能夠看出，問題的實質并不是出身于某一群體的委員或代表應不應當為自己所在的群體說話，而是在于不同利益主體的表達如何能夠有大體的均衡，特別是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間的利益表達能夠實現大體的均衡。

其實，通過這次兩會，人們倒是在開始逐步接受一個新的事實，即應該為自己的利益大聲說話。甚至有人認為，“張茵現象”標志著民主政治的進步。我認為這樣的評論也并不為過。我們現在已經開始進入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雖然不同主體的利益可能經常是互相矛盾和沖突的，但利益這個問題有個特點，互相矛盾和沖突的利益可能并沒有對錯之分，只要這些利益是合法的，就都是正當的。為這些利益進行博弈，應當是我們正常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而過去多少年來，我們總是強調這些利益的根本的、長遠的、一致的一面，結果是人們具體的利益往往在冠冕堂皇的名義下受到侵犯。因此，人們能夠明確地而不是含糊地伸張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正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是民主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

但事情顯然沒有到此為止。

評論家曹林先生提了一個問題：有工人委員反駁首富委員張茵嗎？曹林先生表示，他其實并不擔心張茵的提案，而擔心另一個問題，即在政協上能不能出現與張茵不同的聲音，會不會有委員與張茵就此提案進行辯論，有沒有一種力量抗衡企業界的利益訴求，從而形成勢均力敵的博弈——更直接地說，《勞動合同法》的修訂是一個涉及到資方與勞方雙方利益的事，現在資方的委員發言了，能有勞方的政協委員站出來反駁，力挺有利于本群體利益的“無固定期限合同”嗎？

應當說，曹林的這個問題更具有實質性。而且首先的問題還不是有沒有勞方的政協委員站出來說話，而是究竟有沒有真正的勞方委員存在。有分析指出，今年兩會在代表的構成上有了一些明顯變化，比如一線工人代表比上屆增加一倍以上，基層農民比上屆增加七成以上，農民工代表首次進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等。但盡管如此，正如曹林先生所說，往屆“明星多、專家多、冠軍多、老板多”的特點并沒有根本改變。這種情況下，代表資方、取消“無固定期限合同”的聲音很容易成為一種獨大的聲音，勞方的聲音缺席，沒有委員站出來反駁資方觀點，不能在政協中形成公平的交鋒和平等的博弈。也有人更進一步用統計數字說明，2.1億農民工中首次出現3個代表，而私營企業界人士在本屆 “兩會”中的代表委員竟達200人之多。這個問題實際上早就有人提出了，比如1/4代表權的問題，即農村居民中產生人大代表的比例只有城市的1/4。而且，即使是名義上的普通工人農民代表，實際上也很少是真正的普通勞動者。正因為如此，改變代表構成的呼聲近些年不時出現。

但問題來了。真的是不同階層按照人口規模同一比例地產生代表，才能更好代表各個階層的利益嗎？換言之，只有出身于本階層或本群體的人才能更好地代表本階層或群體的利益嗎？再具體一點，假如我國人口中2/3是農民，真的要有2/3的農民坐在大會堂開會，才能真正代表農民的利益嗎？事情顯然不這樣簡單。

以這屆兩會農民工代表為例。也許我們可以推測，無論是在會前、會中還是在會后，3個農民工代表內心中的壓力都相當大。因為他們代表著一兩個億的農民工，而且是第一次參加這樣重要的會議，他們無疑被寄予極大的期望。有人指責他們說，他們有的在記者會很熟練地說著官話，甚至有人說他們用外交部發言人的語氣和記者打著太極拳。還有人直接質問，這些農民工代表怎么就不為農民說話？其實，我倒更愿意承認，他們有著代表農民工和農民利益的迫切愿望。但事實是，與張茵這樣的企業家代表的成熟、老練、自如相比，這些農民工代表確實顯得相當拘謹。他們在這樣的場合參政議政的能力，與張茵這樣的企業家相比，并不在同一個層次上。會議期間有一則報道：農民工代表胡小燕說：“向總理反映問題時我不緊張。”主持人問：“你是照著稿子念，還是自己說的？”胡回答：“還是照著稿子念的，因為還沒有那個水平脫稿，還有待努力。”我們當然期待他們在今后的兩會或其他場合能成熟起來。但我們更期望，那些能夠真正代表農民工利益的人能夠走進兩會這樣的場所。比如近年來一些從事農民工維權的NGO組織的代表，他們本身可能并不是農民工，但就表達農民工利益的能力來說，也許會更為勝任。

至此，問題已經很明確，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更為有效的代議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中，特定群體利益的代表，并不一定是這個群體中的成員，而是能夠更好地代表他們利益的人。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中，最重要的有兩條：第一，選民在代表選舉時就了解你的立場和主張，哪怕你是一個律師，也可以成為農民工利益的代表；第二，代表言行的透明，選出來的代表在會議上提了什么提案，發表了什么言論，是不是踐行了原來的諾言等，都能及時地為選民所了解。只有有了這樣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也許“代表”才真正有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