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亂之時必有大治，大治之后必有大制，這個大制就是一種新理論、新制度、新體系和新結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關鍵期已經到來。”在1月10日舉行的第十三屆（2009年度）中國資本市場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專家們撰寫的2009年中國資本市場藍皮書，作出了這樣一個明確的判斷。
　　盡管起始于美國次貸、發端于華爾街的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究竟會向什么方向發展，對實體經濟會產生什么樣的重大影響，還有待于進一步跟蹤和觀察。但是，參加本屆資本市場論壇的一些專家指出，中國最有可能提前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中國是最有希望引領全球走出經濟衰退的國家。
　　提升信心最重要 投資刺激方案需注意的四個問題
　　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以一個學者的身份出席了本屆論壇并發表了主旨演講。他指出，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蔓延，從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蔓延，其規模之大、影響之廣、發展之快是始料不及的，現在最重要的是提升信心。虛擬資本的過度膨脹，是這次金融危機的一個顯著特點。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一是銀行惜貸，因為怕貸出去的款收不回來；二是投資者惜投，認為錢還是放在自己的兜里好；三是消費者惜購，因為有后顧之憂。
　　談到4萬億元的投資刺激方案，成思危認為有以下四個問題需要注意：一是4萬億元可以拉動對生產資料的需求，其中國家投資占1.18萬億元，怎樣拉動民間投資是一個關鍵。過去，國家投資1元拉動民間投資5～8元，現在國家投資1元能不能拉動民間投資3元呢？二是4萬億元可以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如何發揮中小企業的作用是一個關鍵。可以考慮用貼息的辦法，鼓勵銀行適當提高利率向中小企業放貸。三是防止決策失誤，所謂18萬億元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四是防止腐敗問題的發生。
　　成思危分析說，到2011年，中國和世界經濟可以復蘇。他說：“我希望我的預測不準，希望能夠提前復蘇。”
　　國家干預力度空前 把危機變成改革發展的倒逼機制
　　高盛亞洲區董事總經理胡祖六博士指出，這次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政府都進行了大規模的、空前的國家干預。這種國家干預，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從2007 年初到2008年2月是第一階段，在這階段各國政府強調讓市場自我調整；2008年3～9月是第二階段，在這階段各國政府的干預帶有明顯的個案處理特點；2008年10月以后進入第三階段，各國政府的干預變成了全面的、系統化的處置。這種大規模的、空前的國家干預，只有1929年大蕭條時期可以相提并論。他強調說，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國家干預是被迫的，是別無選擇的，但也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國家干預和市場原則是相輔相成的。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指出，大規模的國家干預實際上是一種投資行為，是一種購買行為。通過大規模的政府救市，應該購買到更多的就業崗位、更大的消費市場、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及更多先進的意識。如果4萬億元投下去，只是建成了一些路、一些橋、一些機場，而沒有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那么附加值就太低了。
　　他認為，危機可遇而不可求，要把危機變成改革發展的倒逼機制，推動政府轉型、社會監督和決策民主化，形成公開透明的投資機制。4萬億元投資既然是納稅人的錢，老百姓就應該有知情權。如果這一步可以實現，對于我國的公共投資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他舉例說，出口受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為現在的很多出口原本就應該停止了，應該及時調整出口商品的結構和出口的國別結構。
　　化危為機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關鍵期到來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指出，要防止舊體制的復歸。4萬億元的投資是在國家干預的框架下，實施的一種擴張性的調控，是對市場原則的補充，是為了幫助企業過冬御寒。市場有失靈的時候，但政府介入是否也存在失靈的領域呢？因此，應理性設計政府介入方案和政策操作路徑，防止產生“政府萬能”的幻覺，而這種幻覺在加大政府干預的環境里很容易產生。
　　他強調說，前一段時間媒體關于三里河審批大潮，“跑步（部）前（錢）進”的關注是有道理的。4 萬億元的投資，政府當然應該有所作為，但不能認為什么事情政府都可以“調控一把”，什么事情政府都可以“審批一把”。短期的調控一定要和長期的深化改革結合在一起，在政府體制演變的過程中減少“計劃”的色彩，不能把“審批”長期化、萬能化。凡是民間資本愿意進入的領域，都應該給予鼓勵。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認為，這次發端于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是全球經濟增長周期的一種反映，是上世紀30年代大危機以來全球經濟結構、貿易結構、金融結構大調整的一種必然反映，是不同經濟體之間嚴重失衡的一次重大調整。美國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影響的邏輯線非常清楚，即次貸（次債）危機—資本市場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中國目前出現的問題不具有這樣的邏輯特征，金融危機在美國的發生和演變過程與在中國的表現有巨大差異，這種差異也體現在兩國救市政策的不同上。總的來看，大亂之時必有大治，大治之后必有大制，這個大制就是一種新理論、新制度、新秩序、新體系和新結構的出現，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關鍵期已經到來。
　　虛擬經濟政策有待加強 制度性缺陷是資本市場動蕩的內因
　　在剛剛過去的2008年，中國資本市場從6124點顛峰直線跌落到1664點的深淵中，跌幅高達72.8%，滬深兩市總市值從32萬億元縮水至12萬億元。參加本屆資本市場論壇的一些專家普遍認為，制度性缺陷是中國資本市場急劇動蕩的內因。
　　原中國證監會主席周正慶認為，目前已出臺的救市政策主要是針對實體經濟的，可以考慮補充出臺一些針對虛擬經濟的政策。他建議說，應盡快建立資本市場發展穩定基金。至于資金的來源，可以中央財政支持一部分，市場籌集一部分，外匯儲備轉化一部分。
　　國務院國資委監事會主席季曉南表示，對于國有企業在A股市場上的增持、減持行為，市場歷來十分敏感。國資委已經加強了對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權流轉的動態監管，而在對待“大非”這一問題上，國資委絕對會從維護資本市場大局出發加強監管，實現國有企業與資本市場發展的良性互動。
　　中國政法大學法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紀鵬指出，中國資本市場的狀況是在十字路口上徘徊。不能“金融危機是個筐，什么問題都往里裝”，中國資本市場的核心問題是制度創新，所謂“大小非”問題，是在股權分置改革中出現的制度性缺陷。而股權分置改革目前正在進行中，不是已經搞完了，要正視股權分置改革中存在的問題。特別是要把提振股市看做是擴大內需的切入點，抓住這個機遇，2009年就是轉折的一年。否則，“大小非”釋放的壓力和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重合在一起，市場的前景仍然不容樂觀。
　　天相投資顧問公司董事長林義相說，中國經濟的急速下滑和中國資本市場的暴跌有自己的內因，他建議取消紅利稅、改革新股發行制度。他說，以現在十四五倍的市盈率來看，市場的投資機會是有的。
　　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談到了對資本市場形勢的判斷，結論是虛胖已經消退，但是還很虛弱，還在調整之中。由于面臨中國經濟存在的不確定因素，因此目前中國的資本市場仍然在震蕩中筑底。
　　而“2009年中國資本市場藍皮書”給出的結論是兩句話：第一，本輪熊市下降的最低點已經出現了；第二，快速上升還有待時日。至于2009年的上升幅度，給出的結論也是兩句話：第一，上升到2500點會有壓力；第二，2009年的最高點，樂觀估計是3000點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