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企老總的激勵同樣重要

　　8月31日的《中國青年報》上刊登了 《眼下監督比激勵更重要》（簡稱《監督》）一文。讀過之后有幾個疑問，想與大家商榷。

　　疑問一：伊利總裁是不是首富？

　　根據《上海證券報》的說法，伊利總裁的首富之說由兩方面構成，一是至今還沒有分配方案的伊利，在股改時作出追加對價的1200萬股股票；另一是5000萬股對管理層的定向增發。記者假設滿足行權條件，將股價測算出的收益記到總裁名下，于是，伊利總裁就這樣被假設成了首富。

　　事實上，就伊利的股改方案來看，要行權需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公司的凈利潤增長率不超過17％，二是主營業務增長不低于20％。這就意味著，如果伊利的盈利前景發生閃失，總裁的所謂巨額收益，就可能一分不值，甚至將是一個“負翁”。

　　疑問二：中國國企老總的收入是不是高得不能再高？

　　《監督》一文說：“和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社會的平均收入水平相比，中國國企老總的收入已經是高得不能再高了。”

　　事實是不是這樣呢？著名經濟學家魏剛在2000年通過對我國791家上市公司的研究，總結出我國上市公司高級管理層的激勵情況存在以下特點：①人均貨幣收入低，平均為37502元；②領取報酬的管理人員所占比重較小，“零報酬”現象占50％。近幾年來，盡管國企老總的報酬有明顯的改善，但還沒到“高得不能再高的地步”。不少國有企業的發展遠比那些合資、獨資的同類公司好得多，但老總的報酬卻是企業領袖中相對較低的，而且差距不小。

　　疑問三：當下監管比激勵更重要嗎？

　　《監督》一文表述了這樣的觀點：“目前中國國企管理的主要矛盾，其實不再是激勵，而是監管。”實際上，監督和激勵猶如飛機的兩翼，缺一不可。它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發揮著截然不同的作用。監管是監管，激勵是激勵。兩者應該并行發展，雙管齊下。我們不應該因為某些激勵失當的個例，就因噎廢食地在整體上以監管為重。更關鍵的是，從屬性上看，激勵和監管都是一種制度，都應該呈現一種剛性的、持續的、建設性的發展。

　　疑問四：社會應該給企業家怎樣的生態環境？

　　“嚴格而有效的監管，實際上將更能起到激勵的作用——因為如果不好好干，就可能失去目前豐厚的待遇，對這種前景的恐懼，將會使國企老總們被迫盡職盡責，盡心盡力的。”——筆者非常理解作者對于國企發展的一片苦心，但使用“恐懼”和“被迫”這兩個關鍵詞，并不妥。一個健康、和諧的經濟社會，應該讓任何人都能在工作中保持一分快樂和愉悅。一個被迫盡職盡責的企業家，他如何能承擔得起帶領企業從優秀邁向卓越的使命？社會應該為企業家創造一個寬松、健康的生態環境，使其個人目標和企業愿景融為一體。

周文　來源: 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