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ijiu網資訊平臺：城市生活垃圾數量持續增長一直是我國城市發展和居民生活品質提升的環境污染問題之一。我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大且增長快速，從1979年的2508萬噸增長至2012年的17081萬噸，增加5.8倍，已成為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障礙。

    以北京為例，當前，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2200萬，每天產生生活垃圾達到1.84萬噸之多，如果用裝載量為2.5噸的卡車來運輸這些生活垃圾，這些卡車連成一串，能夠整整排滿三環路一圈。更令人擔憂的是，北京市的人口仍在持續增加，而生活垃圾的數量也仍在不斷增長。

　　據feijiu網了解，2009年以前，北京市90%以上生活垃圾通過衛生填埋方式進行處理，每年要消耗掉500畝土地，占用大量的土地資源。不僅如此，就垃圾處理能力而言，北京的垃圾填埋場也在超負荷運轉，不堪重負，還會加大填埋場污染控制的難度，難以有效利用資源。更讓人揪心的是，如果不采用其他更加高效的垃圾處理方式，按照每年8%的生活垃圾產量增長速度，幾年之后全市現有垃圾填埋場將全部填滿。屆時，北京將面臨垃圾圍城的困境。

　　事實上，并不僅僅是北京，國內幾乎所有城市，都面臨垃圾圍城的困局，甚至廣大的農村，垃圾處理現狀，也依然讓人擔憂。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發布了《中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狀況評估》報告。“我們通過對地級及以上城市的生活垃圾的評估，用數據與事實再次證明：‘垃圾圍城’已迫在眉睫，全社會必須盡快予以應對。”談到對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狀況進行評估的初衷，報告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環境政策與環境規劃研究所所長宋國君坦言。

　　該評估報告還得出了以下幾個結論：國內當前無害化處理率被高估；減量化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垃圾處置的全社會成本被低估。
　　
　　一邊說“垃圾圍城”，一邊卻缺少信息公開與數據，這給課題組的研究帶來很多不便。宋國君說：“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目標不完整，減量化、資源化和低成本化目標缺失，無害化目標雖在某些規劃中提出，但界定不清楚。”

　　在宋國君看來，只有制定城市生活垃圾源頭分類和信息公開法規，修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明確分類對象、分類與投放方法、獎勵與懲罰措施等內容，才能保障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有效實施。“報告只是如實描述了樣本城市的生活垃圾管理狀況，目前還做不到績效評估。因此，政府應明確規定每個城市的無害化、減量化、資源化和低成本化目標，委托第三方獨立機構每年公布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績效評估報告。”

　　對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焚燒廠執行水和空氣的排污許可證制度，是課題組提出的另一個建議。“以許可證為記錄、核查和監管手段，增加填埋場和焚燒廠的違法排放成本，促進其連續達標排放，進而倒逼源頭分類與減量。”

　　可見，無論是信息公開、排污許可證制度，還是修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其目的都是用政策的確定性和法律的權威性保障垃圾源頭分類和減量。

　　對此，深圳市律師協會環境與資源法律專業委員會委員許金周表示，當前，國內一些環境違法案件，多數是法律法規不夠完善，已經監管不夠嚴厲所致，《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的確亟待修訂，來監督維護整個行業的健康運行。

　　此次評估報告還指出，由于生活垃圾管理是由城市政府負責，環保監管存在失靈問題。

　　對此，宋國君教授指出，如果是民營公司運營生活垃圾管理，相對來說，監管很容易，因為有排放超標情況會被嚴厲懲罰。但是監管難在國企對生活垃圾的運營管理，容易發生監管的“部分失靈”，這也與目前的體制有一定關系，這也是將來需要改進的地方。

　　與此同時，此次評估報告還指出，目前，“垃圾圍城”不僅是城市病，而且蔓延到了農村。前環保部部長周生賢曾經就環保問題作報告時指出，全國4萬個鄉鎮、近60萬個行政村大部分沒有環保基礎設施，每年產生生活垃圾2.8億噸，不少地方還處于“垃圾靠風刮，污水靠蒸發”狀態。

　　宋國君指出，盡快把生活垃圾管理的服務延伸到農村，首先要提高農村的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這就需要政府決策，增加相關費用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