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里，可以用‘四個跨越、一個接軌’來概括中國公司治理從理論到實務的演進。”

如果以1990年深交所、上交所的成立作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正式開始公司治理改革實踐的標志，那么我國關于公司治理改革的探索，已經走過了15年的歷程。

回顧15年，可以用“四個跨越、一個接軌”來概括中國公司治理從理論到實務的演進歷程。

從治理結構到治理機制的跨越

在改革之初，人們對公司治理的認識還局限在分權與制衡的層面，使得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實踐，僅僅停留在按照法律的規范建立法人治理結構的層面上，而這遠不能解決公司治理的所有問題。

1999年，我曾提出：我國企業要從“行政型治理”向“經濟型治理”轉換，這是改革方向。公司治理就是要使現代企業制度有血有肉，并且要解決兩方面問題：一是制度安排，即公司是誰的、向誰負責、問責于誰等基礎問題；二是治理機制，要使利益相關者互相制衡，保證決策科學，實現價值最大化。

而以后國內關于公司治理的研究，也正是按照從治理結構到治理機制這一路徑演進的。

從治理理論到治理原則的跨越

由于我國《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滯后于經濟發展，企業又普遍缺乏現代公司的治理經驗，許多企業的治理很不規范，其關鍵是企業缺乏與市場變化相適應的治理原則。

1999年，我率先倡議制定《中國公司治理原則》，以厘清“企業需要管理、公司需要治理”的準則和模式。2001年正式推出的《中國公司治理原則》，標志著我國公司治理的研究視角已經從理論拓展到對原則的探索。2002年中國證監會和國家經貿委聯合推出了《中國上市公司治理準則》。

從單體治理到集團治理的跨越

最初人們對公司治理的研究，僅僅集中在單個企業的法人治理上。而近年來，在上市公司中屢屢出現的大股東“掏空”現象，引發了人們對“集團治理”問題的思考。由于企業集團的復雜性，使得公司治理研究的內容不僅僅是單個企業內的權利配置問題，而是要關注企業集團中各企業間的利益關系。因此，國內學者開始對上市公司大股東的“隧道行為”、大股東間的關聯關系、集團治理機制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推動了公司治理的不斷完善，如：引進獨立董事制度、實行累計投票制等約束大股東行為，從而維護中小股東權益的治理機制。

從國內治理到跨國治理的跨越

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會受到不同政治、法律、經濟和文化的影響，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各國公司治理模式也在不同程度上相互交織和滲透。這主要表現在跨國公司或合資企業中。當中國企業運用自己的優勢開展跨國經營時，仍然碰到諸多的治理問題。其主要問題出在不知道如何治理和控制跨國分支機構，從而導致一些很好的思路在跨國經營中走樣變形。一些跨國經營網絡不僅沒有給企業賺回利潤，反而成為侵蝕企業資產的“黑洞”。

2001年，跨國公司由合資到獨資的傾向，以及外資并購的現象，對指導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降低跨國經營過程中形成的治理風險，起到了重要的意義。

公司治理評價實現與國際接軌

當前，公司治理質量與治理環境備受關注，研究重心轉移到公司治理評價。2003年，成功構建的“中國公司治理評價指標體系”，及同時發布作為上市公司治理狀況晴雨表的中國公司治理指數，標志著我國公司治理評價研究與國際接軌。

2003年起，央視在每年的“CCTV最具價值的上市公司”評選活動中都導入了該指數，并從今年開始設立“最佳公司治理”單項獎。最近，又推出了中國公司治理股價指數，以更好地引導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

公司治理改革已經成為全球性的焦點問題，而中國公司治理之路還任重而道遠。
來源：《中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