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西部企業頻頻在資本市場翻車，紛紛夭折上海灘，融資渠道不斷扭曲，原因何在？

　　曾幾何時，西部國有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更多的是通過“買殼上市”、“股權融資”、“重組并購”等所謂的資本運營方式融通資金。就西部地區非銀行金融機構中的證券公司、信托公司而言，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問題百出。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東南沿海地區遭受沉重打擊的新興違法犯罪活動，經常迅速向西轉移，進而死灰復燃，比如“非法集資”、“地下外匯買賣”、“非法商品期貨”等，甚至連大毒梟劉紹華的毒品加工廠都曾由南方轉移到了西部。

　　發源于西部的中國最大民企德隆集團的興衰，似乎總是與有“中國曼哈頓”之稱的上海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人將德隆早期的成功比喻為“國退民進”的典范，也有人將德隆后來的市場退出說成是“國進民退”的模式，這實際上是在談論一個事件的過程和結果。就原因而言，筆者認為，德隆衰敗的表面直接原因在于資金鏈斷裂，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沒有實現有機結合，德隆不應該在上海成立管理總部。實際上，而問題的關鍵則在于德隆沒有持續的企業贏利模式和穩定的資金來源。“賣血吸毒”式的企業贏利模式是大部分中國民營企業的通病。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上海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集資金、信息、人才之優勢，吸引了全國和世界的投資目光。許多西部企業出于善良美好的愿望，紛紛來滬設立各類企業機構，希望在此通過招商引資和資本運營，大展宏圖，最終的結局是大多葬身于上海灘，經驗教訓十分慘痛。大多數東部企業投資落戶西部地區都有錢賺，相反，西部很多企業紛紛夭折上海灘，對這種現象準確的經濟學答案似乎難以找到，恐怕也只有以后靠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和法學界大師們的智慧才能說清楚。

　　不難發現，西部個別金融機構的破產倒閉，每一筆金融不良資產的形成，從一定意義上說，都與融資方式創新中扭曲的利率密切相關。每一種融資方式的背后都是無數“錢蟲兒”通過獲取資金息價暴富發家的歷史。由于金融體系自身的脆弱性和金融資源的稀缺性，再加上嚴厲的監管，使西部金融機構違規違法的成本加大，收益趨于縮小。于是，“資本尋找牧羊人”，資本貪婪的目光在轉移。新的刑法修正案加大了打擊金融犯罪力度，但對“錢蟲兒”懲治的相關法律規定還略顯不足。

　　按照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尤其是英國法律制度來理解，只要一個公司中母子公司之間保持持股、參股法律關系，即可稱之為集團公司。德隆企業集團既有房地產項目，又從事金融機構業務，甚至還從事旅游事業，因此嚴格地說，它是一個以金融企業為主體的金融控股企業集團。政府如果仍然用監管商業銀行或券商的辦法來管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金融控股集團”，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至少在會計科目設置上就不一致，金融企業與普通工商企業本質上就更不一樣。

　　通過股權投資，德隆控股了許多上市公司、證券公司、信托公司、租賃公司和地方商業銀行。現行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金融監管體制，由于各監管主體不能共享監管信息，加上相關法規的缺失，民企天然的脆弱和人性的“道德風險”，最終的結局只能是政府對金融控股公司監管的錯位和空位。

　　西部金融企業違規違法經營更多的是呈“低能兒”特征，由于西部地區國企成分比例過大，民企比例過小，許多民企好大喜功、盲目擴張，在“掙錢”與“圈錢”、“主業”與”輔業”、“產業”與“金融”、“人才”與“奴才”、“本土”與“外埠”、“靠山”與“火山”等許多重大市場挑戰面前，混淆了本質，企業違規違法經營釀成金融風險，威脅地方財政安全和社會穩定，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良好愿望也就難以實現，充分印證了“壞事多為好人所為”之古諺。

　　筆者建議，西部企業最好能夠立足家鄉、扎根本地、丟掉幻想、辦好主業、重塑形象，以創新的盈利模式來不斷增強抗風險能力，來重構未來發展戰略。

丁建臣(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