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平房住進樓房后，最讓北京老太太孫冰燕頭疼的，就是逢年過節，收廢品的人回老家了。就算居民區有人收，她也要“叮鈴咚隆”響地拎著垃圾下樓，子女很擔心她不小心磕著絆著了。如今，孫冰燕只要自己或委托子女，在手機客戶端上定制上門服務時間，一群戴著“再生活”胸卡的小伙子就會主動上門，幫孫冰燕給廢品分類、稱重，并將回收資金計入她的客戶端賬戶中，賬戶里每一分錢都可以在“手機便利店”選購日用品——這是“上門回收派”。

而這些老年用戶正在上班的子女、正在上學的孫子女，則在另一個應用場景里跟廢品回收打交道。他們在商超百貨購物時，在公交地鐵乘車時，在學校操場運動時，可以把喝完飲料的塑料瓶扔進一個“大機器”里。這個印有“盈創回收”的智能回收機，通過掃描條形碼等科技手段，自動識別飲料瓶的大小樣式。投入瓶子后，用戶既能選擇無償的捐獻模式，也能選擇有償的返利模式——這是“公共場所回收派”。

今年7月，是“互聯網+回收”的引爆之月。當月，國內首家基于移動互聯技術、提供標準化到門服務的再生資源回收商、運營商——再生活（北京）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簡稱“再生活”）獲博觀資本數千萬級A輪投資。

同一個月，國內首個智能固廢回收整體方案提供商和運營商——盈創再生資源回收有限公司（簡稱“盈創回收”）從全球最大的上市基金管理公司富蘭克林鄧普頓基金集團那里，獲得A輪1500萬美元投資。

中國廢塑料協會會長杜歡政曾預測，中國廢棄塑料應用的市場價值在1000億元以上。今年5月，商務部發布《中國再生資源回收行業發展報告》并指出，傳統再生資源回收產業，通過嫁接互聯網進行升級改造，不僅可有效減少行業中間環節，使信息更加透明化，還有助于降低企業經營成本，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現在，兩大流派的互聯網回收公司，正與個體游商、傳統回收公司逐鹿“垃圾生意”。

利益驅動垃圾回收

7月的一個周末，夏凡在小區找人上門收廢品，他下樓叫了三趟，拾荒者每次答應下來，過一會又忘了。上門之后，收廢品的人不給過稱：“一口價，一塊五吧。”夏凡估摸著，這堆廢品如果正常上稱，至少值三五塊錢——他很無語：自己公司的業務，還沒覆蓋自己居住的小區。

“廢品回收行業已經幾十年沒有變化了。”夏凡對經濟觀察報說，個體游商在居民區形成區域壟斷，就沒有改善服務的動力。在個體游商的邏輯里，你賣給我，廢品是我的；你扔了之后，我撿回來，廢品還是我的——回收成本變得更低。

從廢品回收的需求端看，在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人口居住密度在局部區域越來越高，生活垃圾的清運處理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再從廢品回收的供給端看，隨著人口急劇增長帶來一系列“大城市病”，北京下決心疏解非首都功能，包括拾荒幫在內的個體游商遭到了清理。

垃圾回收和處理能力的供需失衡，正在加劇北京、上海、廣州的“垃圾圍城”局面。今年6月，環保部發布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2014年，全國設市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為1.79億噸，其中，衛生填埋處理量高達1.05億噸——這是2014年全國機場貨郵吞吐量（1356.1萬噸）的7倍以上。

沒有垃圾分類、回收，就難以做到垃圾減量化。雖然各大城市都出臺了垃圾分類的處理辦法，但效果并不明顯。

2014年，夏凡和幾位同事從招商銀行北京分行下海，進軍廢品回收領域，借助電子賬戶兌換日用品模式。一年之后，“再生活”擁有近十萬用戶，業務已經輻射到北京的西城、朝陽、海淀、石景山、豐臺5個區、12個區域、300多個小區。今年內，“再生活”將進一步擴大在北京的覆蓋區域，并將進軍對賣廢品更“精打細算”的上海市場。

與裸辭創業的“再生活”相比，盈創回收的“家世”更為顯赫。盈創回收的母公司——盈創再生資源有限公司是中國唯一一家可以生產食品級再生聚酯切片的企業。憑借成熟的回收網絡，盈創回收已在全北京布置1500臺智能回收機，今年10月還將上線約1000臺衣物回收機，手機、節能燈回收機目前也在研發當中。

新舊勢力爭奪戰

就在互聯網勢力風生水起時，傳統勢力依然強大。商務部數據顯示，大批非正規再生資源回收者（拾荒者）活躍于再生資源回收領域，其中，城鎮拾荒人員新增200多萬人。80%以上從業企業是“夫妻店”、“小作坊”。

“互聯網就要打破壟斷，砍掉壟斷帶來的超額利潤。”夏凡說，“再生活”打斷了“用戶——小回收商——批發回收商——分揀廠——加工處理企業”的鏈條，讓用戶家的廢品通過“再生活”，直接到達加工處理企業，大幅減少中間費用。

當“再生俠”的進駐搶了“破爛王”的生意，某大型社區拾荒幫從8人降至2人。隨之，“再生俠”的電動車被扎車胎、剪電線，甚至有的小區物業的工作人員定期收取個體游商的所謂“管理費”，收廢品的一鬧，“再生俠”就被小區保安擋在門外，只能暫停該小區服務。

但“再生活”并不妥協。這些合伙人堅稱，相對于個體游商，互聯網手段能夠預知用戶何時、何地要賣廢品，大大提高了傳統廢品回收行業的效率：1位“再生俠”每月可以服務1000戶，每戶每月上門次數在1.2-1.5次，也就是說，每人每月接單量高達1200-1500單，是個體游商的數倍。

支撐“再生活”底氣的，還有它形成的牌照壁壘。2014年，合伙人們率先向有關部門申請，在“再生活”的經營范圍加上“再生資源回收、批發”，這使其成為北京市唯一一家擁有正規資質的“互聯網+再生資源上門回收”公司。沒過多久，北京市發改委等10部門發文，將“再生物資回收與批發”列入在全市范圍內禁止新建和擴建門類——后來者要想入行，已不容易。

如果說“再生活”與傳統回收勢力正面交鋒，那么盈創回收選擇與個體游商攜手合作。盈創回收總經理常濤透露，在推出智能回收業務之前，盈創就一度是北京市最大的塑料采購商，而個體游商正是其供應商。盈創上門回收的“幫到家”業務5月上線后，已覆蓋數十個社區，他們出乎意料地整合這些“散兵游勇”，不僅給他們支付薪水，上“五險一金”，還為他們及其子女發起公益捐助活動，通過增強他們的社會認同感，增強他們對回收平臺的粘性。

用戶比廢品值錢

今年，“互聯網+回收”創業項目風起云涌。在“公共場所回收派”，深圳市利恩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推出“碳粉世家”品牌，在線下布局智能回收終端機，在線上創造虛擬貨幣“碳幣”，會員既能登陸“碳幣”排行榜，還能在“低碳商城”換購山地車、凈水機等環保產品。而在“上門回收派”，黑龍江的“好集啦”創業團隊則整合1000多名廢品回收人員，打造再生資源交易運營平臺。

然而，如果只是回收廢舊日用品（塑料瓶、易拉罐、紙類、包裝袋類），這些互聯網公司并不賺錢。

“塑料瓶的回收價已經腰斬了。”常濤告訴經濟觀察報，受制于下游定價不斷走低，盈創回收正探索主業以外的其他盈利模式——每月新增200臺智能回收機的高增速已經形成規模效應。一是流量接口模式，當用戶將返利用于手機充值，盈創回收可向支付公司收取傭金；二是品牌推廣模式，盈創回收從品牌商收取推廣費用，策劃了“送演唱會門票”、“給災區捐一瓶水”等活動；三是廣告展示模式，智能回收機的廣告到達率已經位列全北京所有展示終端的前列，累計投瓶量達到1100多萬次，而用戶每投一個瓶子都會看到一段“不太生硬”的植入廣告。

更高大上的是盈創回收的大數據模式，智能回收機可以識別每個瓶子的品牌、品類、規格，從而掌握30多萬用戶在特定時段（如兒童節、女生節等）、特定區域（如地鐵、公交、機場、學校、商場、寫字樓等）的瓶子投放量。“這些數字已經可以賣錢了，它幫助品牌了解用戶消費習慣，比如某個學校的女生宿舍哪款飲料賣得好。”常濤說，上述衍生業務收入占到總收入的七成以上。

但這些互聯網公司不滿足于只經營廢品回收。據透露，在一些居住人口三四萬人的大型社區，“再生活”的滲透率平均在20%-30%之間，最高可達到50%，這一數據還在穩定提升。當送餐、洗車等“到家服務”陷入白熱化競爭，苦惱于局部區域的用戶密度上不去。“再生活”50%的滲透率對同行相當有吸引力，這給廢品回收平臺嫁接其他服務并實現流量收入奠定基礎。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常濤認為，回收企業應當從賺取再生品的上下游差價，逐步轉向聚合零散用戶，并深度挖掘用戶價值，“用戶比廢品值錢”。

 但業內人士提醒道，盡管同時擁有牌照優勢、滲透率優勢、產業鏈優勢，但在到家服務的互聯網細分行業，“再生活”的資產仍然偏重。一方面，要為旗下回收員支付底薪和提成，人力成本占總運營成本五成以上，未來需要依托“共享經濟”，實現物流社會化，緩解上門服務“最后一公里”的高成本；另一方面，如同快遞行業（如順豐）、自營物流電商（如京東），“再生活”旗下200多名且高速擴張的回收員隊伍，也給互聯網初創企業的內部管理帶來壓力。一旦競爭對手打破行業壁壘，發起補貼戰并迅速搶過廢品回收的一線城市市場，“再生活”盈虧基本平衡的基礎業務仍可能遭受挑戰。